近年来，地方旅游管理部门常常在内部讨论一个困惑：“全域旅游”，如今到底还需不需要推进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几乎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。曾几何时，全域旅游如火如荼，各地争相创建“全域旅游示范区”，以此推动地方旅游的转型与发展。2019年和2020年，根据国家规划，首批和第二批“全域旅游示范区”相继出台，首批有71家，第二批97家，总数达到168家，几乎占据了500多个市县区级创建单位的三分之一。此后，全域旅游似乎逐渐走向了沉寂，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词汇，许多地方不禁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失落。

那些未能获得全域旅游认定的地方，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甘。尽管他们按照当初的标准，付出了大量的时间、人力和物力投入，却始终无法等来验收的结果。这种无声的等待，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一种煎熬。毕竟，与其在不确定中徘徊，不如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得痛快。而这份等待，在许多地方已经持续了数年，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这不仅是政策执行中的一种失落感，更是地方旅游发展的巨大困境。

对于那些已被认定为“全域旅游示范区”的地方来说，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？难道只是拿到一块牌子，便能够高枕无忧，稳坐钓鱼台？还是真如当初设想的那样，持续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，保持创建时的动力与创新？这些地方是否能够在获得牌照后，保持当初那种热情和活力，推动当地旅游的深度发展？这些问题，至今依然没有清晰的答案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曾经许诺的优惠扶持政策是否依然存在？这些区域是否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下，提升旅游业的发展质量？这些问题的存在，让人不禁为那些仍在努力的地方感到无奈。

与此旅游市场的需求却并未停滞，反而呈现出一片新兴景象。县城旅游、反向旅游、下沉式旅游等新兴形态逐渐崭露头角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。这些旅游趋势表明，传统的景区已不再是游客的唯一选择。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前往人迹罕至的乡村田园、原始森林、峡谷深山等地方，寻求不同于以往的旅游体验。这种以“野奢”为主的旅游方式，正在成为新的潮流。游客希望在更为宁静、自然的环境中度过假期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享受清新的空气，释放身心压力。这种新兴的旅游形式，也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。一些游客因为缺乏安全意识，在这些偏远地区遭遇了意外事故，甚至有的丧命。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归咎于游客的盲目和无知，还是应该反思在这一新兴旅游趋势中的管理漏洞？

或许我们不能仅仅指责那些“野游客”们缺乏安全意识。其实，许多游客的选择不过是市场需求的自然反应。在新兴的旅游模式下，一些地方政府虽然设置了警示标牌，提醒游客在特定区域内游玩时要提高警惕，但这种做法真的能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吗？是否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安慰，还是没有真正做到从源头上加强对游客的引导和管理？这些问题值得深思。事实上，从历史经验中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：最好的治理方式，是“宜疏不宜堵”。这意味着，当市场有需求时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合理的服务，而不是一味地关闭道路或禁止游客进入。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，提供更为安全和有序的旅游体验，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生态保护、文化禁忌和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底线必须坚守，不能轻易逾越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全域旅游的内涵与发展理念。“全域观”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全覆盖，它更是一种系统性、全面性和生态性的综合发展思维。全域旅游的发展，不是单纯的景区开发，而是需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需求，进行综合性的规划与布局。当前，旅游业正在经历空间、要素、消费等多方面的泛化，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，逆向旅游、轻户外旅游、City walk等非传统旅游形态的流行，更是验证了旅游发展的多元化趋势。这种趋势表明，旅游产业已经超越了单一景区的概念，开始向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领域拓展。

为了顺应这一变化，推动全域旅游的持续发展，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视角，考虑到城乡融合、社会共建等因素，进行多方协同与合作，打造出符合现代化旅游发展需求的综合治理体系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不仅可以激活各地旅游资源的潜力，还能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，提升旅游服务的质量，扩大消费规模，并进一步带动就业和创业。更重要的是，全域旅游的推进，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，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繁荣。

假如政策的调整意味着不再推进全域旅游，或者取消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评定，也并不代表完全的失败。每个阶段的政策目标都不尽相同，过去的“全域旅游”与现在的“全域旅游”，从理念到实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如果未来的政策决定放弃全域旅游的推广，至少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让那些依然投入其中的地方能够及时调整策略、减少不必要的投入。这不仅是对政策执行的一种清晰表态，也能够帮助各地更好地调整发展方向。

旅游业的发展应顺应市场需求，结合当下的社会变革与文化需求，推动全域旅游向更加多元化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。无论政策如何变化，全域旅游的核心目标应该始终围绕如何满足游客需求、推动社会发展而展开。